工人有力量！上世纪80年代 工人自拍电视剧

拍电视剧时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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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辰区的铁路系统退休职工崔福起老人是一位收藏爱好者，尤其钟爱和铁路相关的收藏。前几年他逛古物市场时，一位熟悉的摊主展示给他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相册，据说照片的内容全部和铁路系统的职工文化生活相关。崔福起翻开相册，发现那本相册正是他当年工作汇报的一部分，于是摊主把那本相册送给了崔福起。

之后，每次面对那本相册，在感慨时光流逝之余，崔福起更是常常回忆起自己在职时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崔福起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铁路系统职工的教育，丰富文化生活，当时的天津铁路管理局在宁园成立了铁路工人文化宫，负责组织该局管理范围内的铁路职工的文化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崔福起调到了铁路工人文化宫工作，负责宣传、摄影等，所以对当时铁路系统职工的文化生活非常了解。实际上，那本相册中的一张张老照片所展示出的，正是当年天津工人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职工文化生活，令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跳交谊舞。一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曾回忆说，那时距离交谊舞传入中国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人们仍然很保守，很多人刚学交谊舞时“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儿”。

崔福起的回忆印证了这种说法。他说，那时铁路系统也常组织职工跳交谊舞，其中有一段时间，每周六都要举行舞会，尤其受到年轻人欢迎。

在崔福起展示的老照片中，记者看到职工们在书法学习班、摄影速成班、演讲比赛、运动会、书画展、安全教育展中的活动场景，那一张张洋溢着热情的面庞，展现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崔福起说，在职工文化生活方面，铁路系统的业余京剧团尤其值得一提。新中国成立后，铁路系统的业余京剧团非常活跃，爱好者定期组织起来参加互动，在节假日时为家属演出，同时还参加各种文艺汇演。

和京剧演出相比，话剧演出的历史要短得多，但同样给崔福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介绍，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话剧演出在全国极为流行，很多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自己的业余话剧团。这些业余话剧团演出的大多是正规话剧团创作、国家提倡演出的剧目，其中有实力的业余话剧团也有自己原创的剧目。

崔福起记得，铁路系统的业余话剧团曾演出过表现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的《曙光照耀莫斯科》、反映部队生活的《山村桃花红》以及反映支边的《年轻的一代》等剧目。

“那时的话剧，尤其是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广的话剧，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比如演《年轻的一代》时，国家正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当时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并不统一，这出话剧里包含了各种观点。我那时还很年轻，看到单位同事演的这出话剧后很受鼓舞。”崔福起说。

虽然是业余话剧团的演出，但演员尽量做到专业。崔福起说，演员不仅在演技上精益求精，而且话剧团还设计自己的演出单。他保留着一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铁路系统的业余话剧团演出《曙光照耀莫斯科》时的演出单，据他统计，当时参加演出的人员超过60人，“这还不包括幕后人员，所以我估计当时业余话剧团的人数超过100人。”

对于职工文化生活的回忆，崔福起最难忘的是上世纪80年代铁路系统的职工拍摄了两部电视剧，“当时的情况是，导演组的人没拍过，演员没有演过，一切都得慢慢摸索”

对于职工文化生活的回忆，崔福起最难忘的是上世纪80年代铁路系统的职工拍摄了两部电视剧。“那个时代，电视机还没有普及，谁家买了电视机，哪怕只有9英寸大小，附近的亲朋邻居都会来观看，有时候甚至连床上都坐满了人，家里俨然成了电影院。我们单位有电视机，并且将观影作为职工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在崔福起保留的一张上世纪80年代职工观影活动的老照片中，记者看到，电视机前坐满了人，电视台正在播放的是后来被重播次数最多的《西游记》。

在这种情形下，拍电视剧无疑是一件新鲜事。崔福起记得，他们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是根据发生在天津站的事件改编的。

“当时负责拍摄的是我们铁路工人文化宫的3位工作人员，我担任制片，其他两位同事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演员都是从各站段调来的。当时的情况是，导演组的人没拍过，演员没有演过，一切都得慢慢摸索。最困难的是，我们只有一台摄像机，这就意味着没法多角度拍摄。还有烟火问题，我们自己根本解决不了，最后求助天津电视台的专业人士帮忙才完成，拍摄时用的道具也是他们帮我们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的。”崔福起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拍电视剧常引起好奇者的围观。这部电视剧中的很多镜头都是在天津站拍摄的，围观的旅客非常多。崔福起说，在拍摄这部电视剧之后，铁路工人文化宫和天津人艺又合拍了第二部电视剧《落花有意》，这两部电视剧都曾经在天津电视台播放。

“就我们铁路系统来说，在一线工作的职工，工作内容比较枯燥，但是他们的精神能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丰富。精神生活丰富后，工作也会更有干劲，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在丰富的职工文化生活背后，是组织者的辛勤付出。崔福起说，上世纪80年代，铁路系统曾经组织过安全教育巡回展，作为组织人员之一，崔福起和他的同事带着展览的物品在所管辖铁路沿线的城市中奔波了数日，而在平时的工作中，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也非常繁琐。

“有一次，我们下午5点临时接到通知，天津铁路分局要搞一次检阅，要求第二天早晨要把会场布置好。检阅大会上，巨幅标语要环绕全场挂一周。那时不像现在，需要什么字体、多大的字号，用电脑很容易就设计、打印出来了，那时要靠手写，之后再把写好的字从纸上剪下来，贴到布上。我那时负责写字，说实话我的压力很大，因为写出的字要体现出分局水平。检阅是在运动场举行的，字不能太小，我当时写的每个字是80厘米见方，很难写，我和同事忙活了一夜。”崔福起说。

组织工作虽然琐碎，但每次看到同事们在这些活动中有所收获，崔福起就发自内心地高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崔福起就开始组织单位职工的集邮活动，所以他更能感受到这种集体性的文化活动对职工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我们铁路系统来说，在一线工作的职工，工作内容比较枯燥，但是他们的精神能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丰富。精神生活丰富后，工作也会更有干劲，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而且，这些活动能够增强职工之间的感情和凝聚力，就比如我们集邮协会的同事，退休后联系仍然很密切，特别是因为集邮，我们和单位集邮协会的年轻职工也有了联系。”崔福起说。

http://tj.ifeng.com/a/20170208/5370229_1.shtml